AG娱乐,AG真人,AG平台,AG旗舰厅,AG视讯,AG娱乐平台,真人视讯平台,首存送彩金当女性的生命经验被看见，世界的形状似乎也随之悄然变化。她们为何而行动？又如何通过行动，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在第五届“思想之夜”上海站活动中，法国著名记者、作家劳拉·阿德莱尔（），以及作家张怡微，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谢晶主持下，围绕“行动的力量：她们在表达”展开了一场生动的对话。在此，“烟囱

　　谢晶：今年“思想之夜”的主题是“行动的力量”。提到行动，尤其是有力的行动，我们脑海中往往浮现出一些宏大的画面——建造者与毁灭者，科学家与探险家，揭竿而起者与力挽狂澜者……这些形象似乎总是与男性紧密相连，行动仿佛一直是男性主导的场域。

　　实际上，女性和男性一样参与到行动中，她们同样是历史的书写者。她们也参与到耕耘和收获，发明与发现，她们也航海与从商，最重要的是，她们是主要的养育和照料者，在革命和硝烟中，常常是女性在维系生命，提供后勤。只是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我们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因此，当“思想之夜”选择关注女性的行动力时，我感到非常欣喜。当我们从单一的叙事转换到多元的叙事，当我们从his-tory（他的历史）转换到her-stories(她们的历史/故事)，历史变得完整，我们对于行动力量的认识也变得更完整。

　　劳拉·阿德莱尔：从我做学生开始，就希望能够重构女性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以便理解大写的历史。这或许最早要归功于我有一位非常注重女性地位的爸爸。我是家里三个女孩中的长女，爸爸一直对我说，女孩要经济独立、要多读书、学习、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但永远不能去依靠一个男人。他的话指引了我的生活道路。

　　我很幸运，18岁时正好赶上法国的女性解放运动。那时我很年轻，已经结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场运动对我影响深远，我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并且感受到不同代际女性之间强烈的团结精神。周围有很多比我年长的女性，我们一起交流、做研究、开会，讨论很多深刻的议题：女性的身体、男女之间的社会不平等……每个星期，我们还会去市场里和那里的女谈、为她们唱歌，受到了非常热情地接待。

　　后来我成为教师和作家，更意识到谈论女性的生活对年轻一代有多重要。我们需要知道，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的历史中，都有那么多出色的女性值得被传颂——这样，年轻女孩们才能看到可能，看到自己。所以，我将生命投入讲述女性的故事里，为了给予希望、勇气与团结的力量。

　　张怡微：听劳拉女士说到她如何感知女性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文学参与女性社群的构建，我也很有感受。

　　总的来讲，上海对女性来说肯定是一所“好学校”。从当代文学来看，1920年代丁玲写过《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讲述了一个风尘女子一天的生活。她内心有很激烈的挣扎：到底是回家从良当一个太太，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做生意。没有人提醒或启蒙她该怎么做，她就计算着自己的生活成本和生活方式。这篇小说似乎没有那么进步，又好像有一些进步的东西。它进步的地方可能就在于，没有一个人提醒她应该怎么做，她也没有听从任何人知识或者经验上的要求，而是听从了自己的内心，她觉得我可以在上海活下来。

　　一百年过去了，我生长在80年代末，从写自己和身边的人开始了写作，但自己的经验总是非常有限，自身经验会被写完，接下来还写吗，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后来影响了我参与创意写作教学。在我工作到第五、六年时，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启发，了解到创意写作在海外有很多应用场景，其中一部分就是和“叙事医学”相关的领域。

　　很巧的是，我在写作教学工作中读到一篇学生作业，写的也是一个“说不清楚”、很难定义好或不好的东西。我的一个学生写到了她患神经性厌食症的经历。我当时很困惑：为什么你得了这个病，却写不清楚？我要为当时的无知和常识缺乏感到惭愧——因为这是一个与精神障碍相关的疾病，难以真的说清楚“我为什么得病”以及“我哪天好了”。她的毕业作品里包含了更完整的进食障碍类目——包括神经性厌食、贪食和暴食，写暴食患者的故事里还包含了一条女性健身的线索，我当时也很困惑。

　　直到她毕业两年后，今年11月初，我们组织了一个“进食障碍与文学叙事工作坊”，请来心理学家、营养师、文学家、哲学家、电影等不同学科的老师一起讨论，我才了解到，现在进食障碍，尤其是厌食的表现方式，已经从盲目追求“瘦”变成追求“紧”，也就是追求肌肉。疾病是在不断变化的。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教育。如果我的学生以为进食障碍的经历对她的人生没有意义，她不会来考我们专业，也不会在课堂作业和毕业作品里都写到这个疾病——她一定是想表达的。然而，即便我很耐心地想追随她到底在表达什么，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大家汇集到一起。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批评我，觉得我是要把进食障碍患者当素材。我没有要写这件事，我只是希望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神经性厌食症的致死率大概在5%到20%之间。不吃饭或对吃饭感到恐惧，既渴望食物又无法进食，身体器官会衰竭。我们做这个工作，不是为了文学发表，而是希望有这样困扰的年轻人可以去看病。这里面也有男性患者，可能还有跨性别者，他们遭遇了关于身体认知的困扰：是不是再瘦10斤，那个人就爱我了？妈妈就会回到我身边？爱人就会重新回来？这是我在自己写作和教学写作中，所感受到的行动的力量。

　　谢晶：我深有同感。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哲学写作，写作本身都是一种行动。当我们能把难以言说的东西表达清楚，它会有治愈的力量，甚至能帮助我们从很多东西中走出来。同为教书人，有时候会预设学生“应该”写什么、对什么议题感兴趣。但我越来越感到，年轻人自有他们渴望表达的东西。只有给予足够空间，我们才能真正听到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声音。

　　沈仲旻（Ag）：刚才张怡微老师提到文学中上海与女性的关系，这让我想到了电影史中上海与女性的关联——从《银幕艳史》到阮玲玉的《神女》，再到好莱坞的《上海来的女人》，细究起来，“上海女性”在影像中的含义总是混杂、晦涩而多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终用了《上海女儿》这个名字，当然这肯定也和剧情有关。

　　虽然电影名叫《上海女儿》，但其实没有一个镜头是在上海拍的。那么上海作为中国最大最开放的东部沿海城市，它与几千公里之外的云南边境的那座小村庄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那里拍摄的一部电影会与上海、会与女性有关？在这当中，有非常多线索和意义的叠套、以及身份的纠缠、双关与不确定性。

　　电影讲的是一个当代的故事，是一段探寻的旅途，但故事的背景和我父亲那代人的经历有关，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是一次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上双重的人的迁移，父辈们带着我们这代人难以想象的激情，在强烈的日光和浓密的热带植被中，徒手开垦土地种植橡胶，要知道当时橡胶是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

　　我父亲十多年前患病去世，他的缺席反倒让我突然想去了解，西双版纳那片土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曾经在那里又具体做了什么。除了九十年代的一部电视剧《孽债》，相关的历史档案其实很稀少，于是我就决定自己踏上旅途，不断地去到那里——但我其实经常用“回到那里”，进行充满未知的行走和问访。从一次，到两次，到电影开拍前的许多次。

　　就像谢晶老师在我的剪辑室里私下看完未完成版时感受到的，我把自己如何构建这部电影的过程，可能也以某种方式同构到了剧情里。女主角去到当地，遇见一位当年知青留下的后代、一位傣族长老、一位植物园的女学者，还有割胶工、社区干事……从他们口中，听到了关于这片土地十分多元的叙事，构建整个电影对我来说感觉像一个慢慢mapping的过程，最终某种很独特的地景关系，也是一系列心理图景，逐渐相连并显现出来。片中只有女主角是专业演员，其他都是真人出演自己，他们都是我在那么多年里的旅途里遇见并相识的人，现在他们都成为了像远房亲戚一样感觉的朋友。

　　我来到西双版纳那个地方，首先我的身体感觉非常强烈。当我第一次在那里见到橡胶树，看见停割期树干上留下的那些棕红色的疤痕，我的身体也会有种轻微的疼痛感。我想女性这种身体的开放性与具身感，让我比较容易地融入和共情所谓的异乡或者其他物种。这部电影也探讨了很多植物、野生动物、不同的代际、不同的民族之间的那种始终相互联结着的关系。

　　袁长庚：我是张怡微老师的读者。我们两个人都是工人子弟，她在上海工人新村长大，我在山东南部的一个煤矿长大。我们都经历过上世纪末中国社会工业化转型的时期。这一转型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意味着很多人的故事不能再被讲述。与一个对美好的，现代化未来的想象相比，从小过的集体的、灰蒙蒙，充满工业化污染、噪音的环境，似乎“不配”被当作故事讲述。很多同龄作者，尤其是东北的男性作家，常把那段历史与创伤、抗争、或犯罪和暴力联系在一起。但读张老师的小说时我突然意识到：那么大的社会变迁，我们活过来了，是谁在承担转变的过程？

　　我们没有停在过去，没有因为制度或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了，就没办法坚持下去。张老师写得最动人的，是女性如何在道德的灰色地带中坚持生活的可能性。她们没有太多比较明确的生活计划，为了追求或建设什么，可能只是为了抚养女儿或养活自己，在行动上做出了许多妥协，又能坚持等过了那段日子后，用新的姿态重新面对历史遗留的问题。

　　刚才谈到进食障碍，我在博士阶段受过医学训练。进食障碍有很多不同逻辑上的链条，其中之一特别触动我。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发现，很多患进食障碍的女孩最初是为了告别糟糕的生活——她们觉得身体是最后一个可以掌控的对象，想通过不吃，想通过有节制的方式，与各种力量争夺自己，把自己拉出困境中。但是，阴差阳错在没有没有外部环境支撑下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张老师刚才讲得那点非常重要，很多人的确讲不出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甚至患病体验都讲不出来。

　　当代人类学为什么会关注女性视角？我们能理解，讲出女性的故事，意味着生活的经验多了另外一半视角，显得更加完整。人类学对待这个问题更加激进一点：不同的性别就像滤镜，不光是完整性的问题。从不同的滤镜看出去，这个世界的状态会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人类学对女性叙事或者女性经验感兴趣，因为大量生活经验是没有被语言表述过的，没有被整合为一个成形的叙事，但那些东西对我们而言可能非常重要。男性某种意义上是与理性、社会、秩序、现代、科学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必须按照可接受的方式才能进入他们的世界。但是女性会保留那些不可言说或者，甚至“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但它们却可能解决问题，成为后来回忆的重要起点。

　　所以，女性的力量或者女性的表述本身，未必体现在进入一个整齐的行动框架去证明什么。今天圆桌的主题是“行动的力量”，我们容易想到创造、改变、反对或打破什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行动似乎只有“增加”或“减少”两种模式，总之一定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我想问，行动难道只有这样一个标准吗？拒绝算不算行动，沉默算不算行动，妥协算不算行动？没有让某些东西从身上流过去，算不算行动？这些稍纵即逝的瞬间，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面向。

　　我们可以放开对行动本身的想象力。如果大家有机会看沈仲旻老师导演的电影《上海女儿》，一定能理解一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小到一颗灯泡，一把勺子，大到一只小猫，一头牛，所有的存在都有自己的能动性，会改变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这是非常动人的一个情形。

　　刘珩：建筑师其实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专业。我们用空间去表达，需要很全能。从事建筑设计有形而上的一面，我们需要有无中生有的想象力；但也有形而下的一面，就像今天的主题“行动”，你必须要有能力把项目落地，让空间真正被使用。整个过程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要指挥千军万马，能够把控全过程的，确实不是单纯的男性或女性的能力，而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

　　建筑师很多时候好像是在处理工程性的，甚至很客观的空间。但这其中也有情感和故事，和建筑师个人情感的表达和转换。建筑教育也应该把人的叙事和情感融入场所，这样创作出来的空间，才是真正有人存在的空间。

　　我觉得很有意思，现在很多人找我设计婚礼堂。我在深圳香蜜湖公园设计的福田婚姻登记处，被称为“中国最美结婚登记处”，其实也是“最美离婚登记处”，激起了大家重新谈论婚姻这件事。我当时想法很直接：婚姻不只有美好，更是日常。我们也设计了一条“最长的离婚路线”，让人们在走过所有美好之后，再想一想是否真的要分开。建筑师对事情的理解会在这样的空间里发挥出来，这就是一种力量。

　　这几年，建筑师的敏感度让我开始通过设计处理气候变化。深圳快速城市化后，急需很多基础设施，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建筑师需要主动改变自己，革自己专业的命。在消耗土地和资源的同时，需要承担责任。例如，深圳荷水文化基地项目，一提净水厂大家都觉得有味道、脏，但建筑师要想办法把它变成大家喜欢的公园。这需要跨出专业，和工程师、公园管理方反复沟通，了解各方诉求，最终释放出市民可用的空间，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使用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它是个污水处理厂。我们这些年一直在不断与时俱进，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想给人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

　　有时不得不做一些建筑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它是否可以为人所喜爱，能不能够吸引人表达情感。我们在深圳虹桥公园做了“月在庭”和“日熹阁”，开放给所有人，大家能在这儿办音乐会、开论坛，因为它是公共的。建筑师能做得非常多，能为人们创造更好的环境，激发人们正向的情感和生活。

　　谢晶：从刘珩老师刚才的介绍中，我看到原来我们可以把照料、维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放到建筑物中。

　　谢晶：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议题：当女性进入各行各业之后，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活跃在曾经以男性为主的领域。这是一代又一代女性争取权利平等、争取进入公共领域的成果。今年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30周年。全球女性争取更平等的权利已经走过了一段历史，我们都从中受益。

　　但我常常觉得遗憾的是，比较主流的叙事往往停留在“女性也可以”——“只要获得同样的机会，她们也能一样优秀，可以做得和男性一样好”。从刚才几位老师的讲述中，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各位进行创作和表达，提起笔、扛起摄像机、站上讲台、面对图纸，并不一定是为了证明“我也可以”，而是各有各独特的故事要讲。所以，我想顺着各位的叙述，再聊一聊：在你们各自的领域中，观察到了什么样的变化？希望推动什么样的变化？你们自己作为活跃在这些领域的女性，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

　　劳拉·阿德莱尔：能从事我的职业是一种幸运，因为我的时代正逢女性运动在政治、经济、媒体领域逐渐取得进展。尽管我入行时起点很低，只是在电视台里做一些不起眼的工作，但社会已不再仅由男性主导。

　　后来我担任了法国文化电台台长，正因为我是一名女性，这项工作变得异常艰难。在七年半的时间里，我时常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攻击，甚至被当作人质对待——因为我是台里唯一的女性领导。尽管艰难，我没有放弃。这个决定是为后来的女性领导者们做出的，我希望她们到来时，环境能变得更好、更平稳。离任那天，我对我的领导说，我要对施加暴力的人提起诉讼。我的领导说：“我也是，我以企业的名义和你一起诉讼。”我们最终赢了那次的官司。

　　如今我不再是担任电台台长的唯一女性了。针对女性领导的暴力行为也大幅减少。自二战以来，法国女性已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公民，但现实中仍有两件事值得关注：第一，尽管女性获得了更多文凭，但在私营企业中，同等职位下女性收入仍平均比男性低20%，这不可忍受，法国政府正在希望改变这种情况；第二，企业和公民社会中女性领导者仍然偏少。

　　我相信，男女平等能让社会更美好、更宁静、更有爱。这不仅是女性的愿望，也是许多男性的愿望。世界由男女共同组成，平等对所有人——包括孩子——都是一个机会。

　　谢晶：想要问问张老师、沈老师和刘老师，你们是否有过“觉醒时刻”，突然意识到我确实是一位女性，这对你们意味着什么？如果有这样的过程，是否与各位创作的过程有关？

　　张怡微：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很难直接回答。我喜欢做具体的事，胜过喜欢追求被肯定。听劳拉·阿德莱尔女士讲述如何争取平等，我依然感觉很振奋，但我擅长的恰恰不在这方面。我猜想基于专业的不同，努力的方向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或许像袁长庚老师提到的，我们好像能够去表达一些在男性叙事中“没必要”被表达的事，从而使我们看到更丰富、完整的世界，这是有的。

　　举一个例子：我曾因疫苗过敏导致半边头发脱落。治疗时，我把医生开的特效药发在社交媒体上，药厂随后联系我，希望我能分享感受。因为医生没有得过他们治疗的疾病，而且脱发在所有过敏反应中是最不危及生命，因而最不被重视。我答应了。我自己很振奋，写了一个小说，这是我身体发生的一次剧烈的变化和革命。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身体居然比我的思想更激进一点，看起来非常朋克，我有一点仰慕我的身体胜过我写作孱弱的力量。这种变化是很文学性的感受，而不是思想性的。我的兴奋感都来自于我是一个作家，我终于有东西可以写了的那种感受。

　　现在各个领域的评价体系，很多标准由男性制定，我在高校工作也无法逃避这个事。但我认为有很多办法可以面对它，不放弃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

　　沈仲旻：如果从身体感知层面来看，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女性的时刻是生育——它非常身体性地告诉你：你不只是你自己，你可以同时是别人，可以是一种共同体。从思维感知的层面来说，意识到我有女性的特质，是当我开始能从他人角度思考，理解一些我曾认为“不对”的事情。

　　我们语境中的男女平等，可能与西方女性平权还有一些文化意义上的差别甚至错位。我记得拍完《上海女儿》后，我去尼泊尔旅行，飞机上有很多结伴出游的上海退休阿姨，她们告诉我她们要去博卡拉徒步啦去奇特旺公园看野生动物啦，行程安排得充满挑战。下飞机时，阿姨们利索地拿行李架上的包，时刻准备健步下飞机，但前排一位西方白人女性一直对我使眼色，觉得她们怎么那么没有秩序，我就只能报以微笑。然后她张开手臂挡住通道，像个秩序警察一样，不让后面的阿姨们走，用英语几乎是呵斥道：“让前面的先走！按秩序一个一个走！”阿姨们听不懂英语，但也大概明白了意思，就商量说：“外国人好像是很讲究这种东西的，也对的，算了让她先走吧。”我觉得这个场景很有意思，可能因为我刚拍完的电影和我父辈有关，所以我会想这些退休工人应该和我父亲那辈差不多年纪，她们青春时所经历的生活真的并非那位西方女士可以想象或真正理解。她们的这种激情、这种热闹、争先恐后的混乱中又有种很缜密的她们自己的秩序，这当然也是一种女性的生命力，而那位西方女性的立场和性格我也很理解，我们都是被不同的文化经历所塑造过的。

　　刘珩：女性建筑师的作品常带有一种跳跃性，被形容为“神来之笔”。比如设计婚礼堂，男性可能不会用那样的角度看待婚姻登记处，但女性会融入时间性和敏感度，有时候会直指人心。这些东西往往是最真实的。建筑创作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可以用主观的感觉和直觉捕捉场地给你的线索，通过自己的直觉转换；下半场需要转化为行动，实现落地。女性往往对现场和任务的捕捉非常直接而有力量，在行动过程中也非常勇敢，不怕别人说。

　　我意识到自己女性的身份，往往是在出设计方案后，别人觉得你怎么想到的，好像有点儿跳跃，不知从哪儿来的想法。这时我会觉得，不需要解释，想到哪儿就是哪儿。这反而成了我们的优势。

　　我读书时，班里女学生只占1/3。如今，我教的学生中女性已占2/3。我开始意识到这个行业发生了一些转变。女性的直觉和敏感度让她们有接近艺术家的创作优势，同时她们非常勇敢，希望把自己的创作转化为社会行动落地。

　　谢晶：对固有条框的“钝感”，有时反而赋予女性一种突破的勇气和机遇。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现象：当女性参与观察与研究，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突破，甚至引发研究范式的转变。

　　袁长庚：人类学与女性研究的关系很值得反思。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末，但直到二战后，人类学作品中才开始正视女性经验。此前半个世纪，学者们更关注神话的意义、人类社会如何团结、国家秩序形成等等，很少专门谈论性别。比如人类学经典著作《努尔人》研究非洲苏丹南部一个群体的生活，阐述了牛在当地的生产、经济、法律、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但很久之后人们才问：牛是谁养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人类学是进行女性主义研究或者性别研究很重要的学科，认为人类学天然贴近女性经验，这不是必然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学也看不到这些东西。直到二战后，女性学者进入大学任教，才逐步推动人类学开始正视性别问题。

　　女性学者为人类学带来了什么？我用一个例子比较直观说明这个问题。印度过去十年中有传统文化和民族认同复兴的现象。印度教教视印度的牛，尤其是白色的母牛为神圣之物，认为那是湿婆的化身。然而，印度的是吃牛肉的。因此，一些印度教徒会伏击运车队，抢夺牛只，这常被叙述为宗教民族主义冲突。但现实生活中，真正负责养牛的是女性。男性可能负责“爱牛”和“保护牛”，在关键时刻振臂高呼；而女性则要面对每日的具体喂养与照料，也要面对尴尬的情况：她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按照一个绝对理想化的方式养牛，她们必须要驱使甚至奴役它。

　　所以，女性面对牛，即使同样含有对印度教徒身份的自豪感，但是不一定能说出牛跟她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她们会很现实地想，如果有一天我的牛不舒服，能不能让它休息两天。她们可能会把自己穿旧的毛衣盖在牛身上——这种出于现实考量和体贴的行为，有时反会遭到男性亲属的嘲笑。

　　如果你研究当代印度文化中人和其他物种的关系，但只看到最有冲突和最激烈的场景，会觉得人与动物的关系很简单；但若进入日常，就会发现人和自然，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谢晶老师多次提到女性和“照护”的关系。很多人类学家认为，照护或许是人类未来重要的逻辑之一，未来有替代法国大革命以来所想象的那种选择与投票逻辑的可能性。选择与投票的逻辑，往往是一种置身事外，站在上帝视角，作出一个决定。照护者和投票者的区别是什么？用日常的情形来说明，你陪同高血糖的父亲参加他好朋友儿子的婚礼，大家吃蛋糕时，他可不可以吃一口？如果按照机械的医学标准，他不应该吃；但照护者会了解他的身体状况而做出判断，也许在亲友婚礼的特殊时刻让他尝一口，但接下来的两顿饭，把血糖降下来。这是一种基于关系、情境的实践，不同于“投票”那种抽离的、标准化的逻辑。

　　谢晶：当我们忽略照料的逻辑、维系的逻辑，不仅仅是对某一个群体经验的忽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遮蔽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限制了我们对社会可以如何的一种集体的想象力。

　　第五届“思想之夜”上海站活动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携手举办。请至“烟囱PSA”视频号，或Bilibili“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主页回看圆桌完整视频。

　　本届上海双年展的展览主画册共计四百页，以艺术家本人的叙述为核心，并收录三位策展人的文章及大量参展作品文献。此外，若干“插曲”页点缀其间，以召唤未来的声音、诗歌或语言。

　　展览《读本》汇聚艺术家、学者与撰稿人，探讨新兴的感知模式，从作为持续性实践的倾听，到关注人类与非人类的形式，以及对物质性与无常的觉知。这些文本共同开启了一系列以情动、交流、具身体验为特征的表达。欢迎选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