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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以来，丰镇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编撰委员会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按照市政协八届三次全会提出并确定的文史编研计划，在系统整理编研《丰镇文史》系列专辑的同时，聚焦地方发展脉络，组织专门人员对丰镇百年以来商业、农业、工业、交通、教育、医卫、体育、邮电、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历程，从文史视角开展了专题研究，旨在系统梳理并生动展现在中国领导下地方发展的辉煌历程与宝贵经验，以详实的史料印证党的英明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用百年沧桑巨变辉映时代进步与人民奋斗的伟大成就。目前已完成初稿编撰，形成阶段性成果。

　　编研过程中，市内外许多文史专家和爱好者踊跃参与，李迷柱、赵国栋、宋振儒、吴宏世、穆福全、宿茂生、张俊全、贺秀珍、陈上等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基础性工作，其中李迷柱、赵国栋两位对资料和图片做了初步整理，在此基础上，又组织专门人员进行了集中攻坚。市农牧科技局、疾控中心、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等相关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为更好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作用，自即日起，“丰镇政协文史研究”公众号将分专题陆续推送上述研究成果，请各位文史专家、爱好者提出宝贵意见。

　　值此元旦之际，我们向所有关心支持政协文史编研工作的领导、学者、专家、文史爱好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致以新年祝福，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丰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南端，地处内蒙古、山西两省区交界处，素有“内蒙古南大门”之称。这片土地“襟山带河”，历史上便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融合的前沿，自古人烟辐辏，商旅不绝，被誉为“塞外通衢”“商贸旱码头”。其商业发展史，可谓是一部跨越三个多世纪的商贸传奇史

　　丰镇商业萌芽于明代中后期的茶马互市，成型于清代“走西口”移民浪潮与晋商开拓的进程，鼎盛于“万里茶道”节点上的驼铃岁月，历经民国时期的交通变局与战乱摧折，在计划经济时代完成制度重塑与基础构建，又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涅槃重生，于新世纪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这三百年的沧桑巨变，远不止是店铺兴衰、行业更迭的表象演进，更是一部城市命运与区域经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的深层叙事。它生动诠释了丰镇的商业从传统边境贸易枢纽到现代市场经济参与，再到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引领的深刻转型轨迹。商业的脉搏，始终与国家的边疆政策、移民迁徙、交通技术革命、宏观经济体制变革紧密相连。本卷旨在系统梳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深入剖析其各阶段的内在动力、结构特征与转型逻辑，揭示这座塞外商埠如何在不同历史语境下调整其角色与功能，最终形成今日之发展格局，并为理解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提供一个鲜活的微观样本。

　　从“马市”节点到商贸中心，丰镇的商业基因，深植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之中。学界考证，其商业聚落的起源可追溯至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的“隆庆和议”。此后，明廷在边境开设官办马市，允许民间贸易，位于北山南麓、近河向阳之处的“北大场面”，因此处有“一井三孔”（俗称“六井孔儿”）的重要水源，自然成为商民聚集、以货易货的早期聚集地。万历年间大同巡抚郑洛的诗文，佐证了此处马市繁荣与聚落初兴的景象。这一时期的贸易虽受官方严格监管（每月开市次数有限），且时有违禁私贸，但已为后来民间自发的、突破官方限制的物资集散地奠定了基础。清代以前，此地无正式行政建制，多为游牧之地。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朝廷为应对塞外垦殖需求、加强边疆管理，在山西长城外分别设立丰川卫与镇宁所，其名“丰川”与“镇宁”寄托了开发与安宁的双重期望。这标志着国家力量开始系统性地介入该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组织。乾隆十五年（1750年），丰川卫与镇宁所合并为丰镇厅，行政中心地位正式确立。乾隆年间修筑的土城墙（周长五百七十五丈），不仅框定了城镇的物理边界，更象征着其从自发的、季节性的贸易聚落，正式演变成一个拥有固定人口、官方衙署、明确管辖权的边塞商贸城镇。行政力量的存在，保障了社会治安与税收征管的秩序，为大规模、常态化的商业活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环境。

　　晚清是丰镇商业格局奠定与走向鼎盛的核心时期。在清廷对塞外垦殖开发、巩固北部边疆的政策下，丰镇厅的行政建制提供了基本的法律秩序与安全保障。与此同时，持续数百年的“走西口”移民潮，特别是以晋北移民为主体的经济性迁徙，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最为关键的人力资本、手工业技术、原始商业资本以及成熟的商业网络与理念。丰镇凭借其地处张家口——归化城（呼和浩特）——库伦（乌兰巴托）这一南北商路节点的独特区位，迅速崛起为“万里茶道”上不可或缺的物资集散地与补给站。以晋商为核心的商业力量，在此不仅从事长途贩运与坐贾零售，更构建了一个涵盖大规模手工作坊（农产品加工、皮革、铁木器等）、早期金融服务（钱庄、票号、信用凭证）、专业中介服务（牙纪）以及高度组织化的行业自治机构（行社、商会）在内的完整商业生态体系。隆盛庄的极致繁荣，便是这一生态成熟运作的集中体现。这一时期，商业活动不仅从根本上塑造了丰镇城镇的地域空间与建筑风貌，更深层次地是为这片土地注入了其“重商、守信、开拓、融合”的商贸文化基因，其影响力绵延至今。

　　“走西口”这场从明代中叶延续至民国初期、持续近四百年的人口迁徙运动，可以说是驱动丰镇早期商业经济开发的最大动力。大量来自山西北部（如忻州、代州、大同、定襄）及河北等地（如蔚县）的农民、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因原籍地土地贫瘠、灾荒频仍，迫于生计只能背井离乡，经杀虎口等关隘“走口外”北上谋生。丰镇地区因其相对肥沃的可垦土地和初显的贸易机会，成为重要的落脚点之一。移民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经济模式与人文风貌。他们不仅带来了充足的农业劳动力，推动了糜、粟、小麦、胡麻等作物的种植与精耕细作，使农业从游牧经济中分离出来并逐步商品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酿酒、榨油、熟皮、铁木加工、建筑等手工业技艺和宝贵的商业资本与经验。在众多移民群体中，山西商人（晋商）的表现尤为突出，其作用堪称丰镇商业开发的“先行者”与“奠基人”。民间广为流传的谚语“先有万合隆，后有丰镇城”，生动而准确地揭示了以谢光祖、张千臣等为代表的山西忻县商人，在丰镇土城墙修筑之前（乾隆十八年前），便已在此开设商号、垦荒置业的历史事实。这些早期晋商多从肩挑货担的“行商”起步，随着根基稳固，逐渐转为开设固定商号的“坐贾”。他们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同乡地缘网络的互助，迅速在各个关键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不同地区的晋商在丰镇形成了相对明确的行业分工，这不仅提高了商业效率，也塑造了丰富多元的商业生态：忻县、崞县商人人数最多，广泛经营“陆陈行”（粮食加工与贸易）、钱庄、当铺与棉布业；定襄、五台商人擅长皮毛生意及铁匠、木匠业，多从事艰苦而利润丰厚的“走草地”长途贸易；大同商人则侧重于珠宝、绸缎、百货与银炉首饰；阳高人专攻熟皮、缝纫；天镇人精于制作皮绳、皮套、鞍具等车马用具；浑源人多经营饭铺、榨油。这种基于地缘关系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是晋商商业智慧在特定地域的成功实践。

　　行政建制与移民开发相互促进，推动了城镇空间的拓展。乾隆年间，随着政策放宽，前往丰镇城外定居垦殖的农牧民日渐增多，其数量不久便超过城内居民，城市格局开始突破城墙限制。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厅同知八格倡导农商并举，并主持扩建城墙，为城镇后续发展预留了空间。至宣统三年（1911年），同知章同于城隍庙一带主持修建了规整的“丰镇市场”，四周以青石栏杆围护，入口建牌坊，额题“丰镇市场”。这一官方市场的确立，标志着商业活动从零散、自发状态向集中化、规范化的演进，成为城乡物资交易的核心场所。到民国初期，丰镇城内已形成顺城街、老爷庙街、平安街等多条繁华商业街，建筑多为砖构，街巷纵横，市面日益繁荣。商户数量远超周边县城，居民数量较前增长近一倍，展现出完整的塞外商埠面貌。此时的丰镇，虽繁荣程度尚不及归绥（呼和浩特），但已能与绥西的包头比肩，成为沟通中原与草原、辐射绥东地区的重要商品贸易集散中心。

　　清乾隆至道光年间，随着山西商人主导的对草原深处、俄罗斯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一条纵贯中国南北、连接亚欧大陆的“万里茶道”进入鼎盛时期。丰镇恰好位于这条国际商路从华北平原进入蒙古高原的关键过渡地带。从福建、两湖茶区北上的茶叶，以及来自河北、山西的布匹、铁器、日用百货，经张家口或大同汇聚后，多取道丰镇，再北上归化城，继而前往库伦、恰克图乃至俄罗斯。反之，来自蒙古草原的皮毛、牲畜、药材、盐碱等物资，也需经此南下，分销中原各地。这种“南茶北马、百货交汇”的独特中转地位，使丰镇迅速从一般的移民聚居地，转变为“万里茶道”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节点。嘉庆年间，丰镇商业街区已初具规模，各种商号遍布大街小巷，各地商贾云集，初步展现出商路枢纽的繁荣景象。

　　在公路、铁路尚未开通的年代，货物的长途陆路运输完全依赖畜力。从事远途的商人创造了两种高效互补的运输方式：一是灵活机动的驼队运输。骆驼耐力强，适应沙漠草原地形，是深入蒙古腹地的首选。商队规模可观，驼铃声声，响彻山谷，成为塞北商道的一大文化符号。二是运量巨大、成本较低的牛板车运输，当地俗称“老倌行”。牛板车多以“结把”形式组织，形成颇具规模的运输队伍，每把车动辄百辆以上，每辆载重达六七百斤。其运输讲求信誉，尽力按期运到，延期损坏照约赔偿。据俄国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及蒙古人》书中载：清光绪年间，丰镇“老倌”每年经手从张家口运往库伦或恰克图的茶叶就达1.2万箱。运输业鼎盛时，丰镇城内拥有“复合成”等十家大型运输商行，牛板车总数近万辆。这些车夫（“老倌”）们常年风餐露宿，北上时满载茶叶、布匹、粮食，南归时运回皮毛、木材、盐碱甚至多伦的铜器，足迹远涉二连浩特、乌兰巴托、恰克图，近至大同、雁北，构筑起一个极其庞大而高效的商贸物流网络，是丰镇商业辉煌的物质基础。

　　长期与艰苦自然环境和运输风险相伴，催生了从业者强烈的精神信仰需求。清咸丰二年（1852年），由当地车户、牙纪等行业组织集资，在丰镇城北留云山东侧悬崖下修建了牛王庙（今灵岩寺），供奉牛王、马神，祈求牲畜健壮、行程平安。此庙后经扩建，其“山寺朝霞”成为丰川八景之一。牛王庙不仅是祭祀场所，更逐渐发展成为运输行业内部联络乡谊、商议行规、维系行业凝聚力的重要社会组织中心。这种基于共同职业风险而形成的信仰与文化，体现了丰镇商业文化独具特色的一面。

　　清末至民国初，丰镇的边地贸易极为兴盛，也被叫做“出拨子”贸易，即商号派遣精通蒙语、熟悉草原习俗的伙计，携带货物深入牧区，直接与牧民进行“以货易货”，用茶、布、烟、酒交换皮张、牲畜。这要求商人具备非凡的勇气、语言能力和商业智慧。“天合成”“义和美”等一些大商号在长期贸易中形成了“记账赊销”的模式，如春季向熟悉的牧民或中间商放货，秋季牲畜膘肥体壮时再收款，建立了基于长期信任的贸易关系。在交易媒介上，呈现出混合特征，与牧民直接交易多行物物交换，商号之间及大宗交易则普遍使用银两结算。更具金融意义的是，一些信誉卓著的大商号开始发行和使用“谱拨”（亦称“谱银”、“拨兑”），这是一种在一定商业圈内流通、可以代替白银进行结算的商业信用凭证。“谱拨”的出现和流通，反映出在晋商群体内部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基于商业信誉的、非正式的早期金融结算体系，极大地便利了大额贸易，降低了白银携带的风险和成本，是商业信用发展的高级形态。

　　隆盛庄是丰镇商业在晚清达到辉煌顶点的缩影与典范。乾隆三十年（1765年）正式设庄，取“兴隆昌盛”之意。它坐落于交通要冲，既是草原牧民前往五台山朝圣的必经之地，也是南北商队往返中转的关键站点。凭借双重区位优势，隆盛庄从驿站迅速发展为区域性贸易中心。到清朝中后期，已呈现出“民居稠密，行商坐贾，栉比鳞次”的极度繁荣景象。据《绥远通志稿》记载，庄内有东西南北四大街，外筑土堡，周六里，有七门通衢四方。人口达两万余，挂有牌匾的商号就达三千余家。其商业布局呈现出高度的专业化与分区化特征，形成了“一行一市、一业一街”的精巧格局：马桥街（牛马街）是塞北地区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之一，每逢集日“万头攒动、嘶鸣不绝”，年交易羊只高达五十万，牛马数万头；北街皮毛生意兴隆，来自草原的各类皮张堆积如山；南街的粮市是当地及周边粮食调剂的重要场所；西街则聚集了二十余家钱庄票号，是庄内的金融中心。沿街商铺建筑多采用晋北风格的“前店后坊”或“前店后仓”式布局，实用美观，构成了完整的商业街区格局。

　　在隆盛庄繁盛的牲畜交易中，被称为“牙纪”或“桥牙子”的专业中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多是世代相传的行家里手，精通蒙汉双语，熟悉市场行情，通过观察牙口、抚摸膘情便能精准判断牲畜的年龄、健康状况与价值。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依靠“牙纪”作为可信赖的中间人，采用独特的“袖中捏指”方式进行保密议价——双方在袖筒中通过手指变换来商议价格，外人只见其从容表情，不知价格已在暗处交锋。这种方式既维护了商业机密，也体现了行业的专业性。“牙纪”们还自发组成了行业组织，制定严格的行规，对欺诈行为施以永久逐出市场的严厉惩罚。这种基于高度专业知识和共同维护的诚信体系，使得隆盛庄的牲畜交易市场享誉塞外，吸引了来自京津、苏杭、河南、山东等地的客商。

　　极盛的商业繁荣催生了门类齐全、链条完整的配套产业。手工业体系覆盖从原料加工到成品制作的各个环节，如白皮业专司熟皮制衣；黑皮业制作车马皮具及蒙古靴；铁匠炉专事农具打造与铸造；木店、木作行业提供从工具到建材的各类木制品；银炉店制作销售金银首饰；染房、纸麻庄等一应俱全。农产品加工业更具特色，“缸房”产业集酿酒、制醋、榨油与粮食加工于一身，如“复顺源”“德泰泉”等老号，形成了各自的工艺秘方，比如“丰镇烧酒”产品远销蒙古草原，并带动了陶瓷、养殖、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体现了“一业兴、百业旺”的成熟商业生态。粮食、牲畜交易的兴盛使得金融服务业应运而生，大德兴、裕源永等钱庄最初主营银钱兑换，后发展出汇兑、存款、放贷等综合性业务。为适应大宗交易，钱庄间还形成了每日开盘的“银市”，统一银钱比价，成为金融风向标。这些钱庄与粮店、商号深度绑定，通过“谱拨”流转和信贷支持，为庞大的商业活动提供了稳定的资金血液和信用保障。

　　晋商在丰镇的成功，不仅在于资本和勇气，更在于其先进的商业制度与管理文化。商号普遍实行严格的“号规”和学徒培养制度，新入行者需经过“三年站柜、五年管账、七年成掌柜”的长期历练，确保业务精湛和忠诚可靠。许多商号推行“顶身股”制度，即允许优秀雇员以劳务而非资本入股，参与利润分红，这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归属感与积极性，是现代股权激励的早期雏形。在经营管理上，晋商强调“仁中取利，义内求财”的理念，重视维护“相与”（长期商业伙伴）关系，患难相扶，建立了稳固的商业网络。随着行业规模扩大，自治管理需求随之增强。各行业自发组成“行社”（如福隆社、兴隆社、马王社、毡毯社等），后联合为“八大行”（钱、粮、布、缸、油、碾、面、当）。行业公共事务由“八行公所”协商管理，后来成立的商会则进一步承担起协调纠纷、管理市场、摊派军费及庙会等公共费用开支，甚至组建“商团”武装以保卫商路安全等职能，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与自治能力。晋商在此不仅是经济的开拓者，也是商业规则、城镇社会结构乃至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推动者。例如，由山西商人张瑞元与蒙古族达林太、回族马占元合伙创办的“上三元”商号，便是早期民族合作经商的典范。晋商带来的青砖灰瓦、四合院等建筑风格、生活习俗、信仰与商业文化，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上。

　　民国时期是丰镇商业经历深刻变局、在短暂繁荣后急速衰落的动荡阶段。平绥铁路的通车，从根本上动摇了延续数百年的驼马商道体系，引发了商业地理格局的重构，传统物流业及相关手工业迅速凋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对稳定期，丰镇凭借其传统腹地和铁路带来的新便利，形成了以粮食贸易及其衍生金融为核心，布匹、百货、“陆陈行”、饮食服务等行业高度专业化的短暂繁荣。然而，这一繁荣极为脆弱。外蒙古的独立使传统的“走草地”贸易主干道断绝；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与殖民统治，通过物资统制、经济掠夺和苛捐杂税，几乎窒息了商业活力；抗战胜利后，又陷入国内战争与恶性通货膨胀的漩涡。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使丰镇商业体系遭到毁灭性打击，曾经盛极一时的隆盛庄等商业中心彻底没落，再也未能恢复往日繁盛之景。这一时期，丰镇商业在被动应对现代化冲击和战争摧残的过程中，完成了从传统商道枢纽向近代交通节点商业的转型，成为后来计划经济整合的历史前提。

　　1915年平绥铁路通至丰镇，1921年全线通车（北平至归绥）。这条现代交通动脉的出现，是一场深刻的物流革命。它以其远高于驼马牛车的速度、运量和可靠性，迅速取代了传统运输方式。过去必须经由丰镇、隆盛庄进行陆路中转的货物，现在可以直接通过铁路运抵集宁、归绥等车站进行集散。据《绥远通志稿》记载，1923年至1925年间，丰镇传统货栈的货物周转量下降了惊人的72%。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传统运输业的崩溃。1921年至1931年间，丰镇地区专营长途运输的驼运商号从鼎盛时期的32家锐减至7家，骆驼存栏量从万余峰降至不足两千峰；大型牛板车商行从20余家缩减至零星数家，昔日络绎于道的牛车队伍变得稀疏。依附于运输业的配套产业，如驼鞍作坊、专供驼草的供应商、为牛车提供修理服务的铁木作坊等，也大多歇业或转行，大量“驼把式”、“驼工”和“老倌”被迫失业或转入短途运输。一个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特定运输文化和社会组织形态随之趋于沉寂。

　　交通变革直接导致了商业中心的空间转移，作为完全依赖传统商道而兴盛的隆盛庄因此失去了“旱码头”地位。数据显示，1919年至1929年间，隆盛庄的商户数量从587家急剧减少至142家，商业税收占全县的比例从68%暴跌至23%。庄内主轴街道的店铺空置率超过40%，仅存的商户也多转为服务本地需求的零售业，区域性集散功能基本丧失。与此同时，以丰镇火车站为中心，半径一公里范围内的区域，形成了新兴的商业区。1921年至1926年间，这里新增商户达217家，其中货运代理31家、仓储物流28家、旅馆餐饮42家、金融服务15家。这些新兴商户开始采用股份制公司、标准化服务等新的经营模式，展现出与传统商号不同的竞争力。丰镇县城则凭借其行政中心地位和相对靠近铁路的区位，承接了部分从隆盛庄流出的商业资本和功能，城内新增了一批批发商和钱庄，与新兴的站前区、衰落的隆盛庄形成了鼎立的商业格局，但整体商业辐射力已大不如前。

　　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中期，在铁路、公路带来的新交通条件下，丰镇的粮食贸易一度更加活跃，平津粮商大量涌入。粮店行资本雄厚，其功能远超单纯的粮食买卖，已深度涉足金融领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粮店金融”体系。一是发行“凭帖”，这是由粮店自行印制、写明“凭帖来取拨兑钱若干”的一种商业票据，承诺见票即付。它在夏秋粮上市时大量发行，用于支付粮款，随后在市面上像货币一样流通、购物、储蓄甚至生息（存入钱庄计收月息），因其购买力有时强于现钱而广受欢迎。二是经营“浮存”，即购粮者暂存在粮店的货款，性质类似活期存款，主要来自三类客户，包括富裕农民和外地商号的长期无息储蓄、半农半商者的短期周转款、绅商富户的粮食投机资本。这为粮店提供了大量可灵活运用的无息或低息资金。三是高度依赖钱庄的低息贷款进行大规模收购，钱庄视粮店信用极佳，给予远低于市场水平的优惠利率。粮店、钱庄与农户/商贩之间，通过“凭帖”和“浮存”形成了紧密的信用与资金循环网络。隆盛庄甚至出现了由粮店与钱庄直接合作成立的联社（如“宝粟社”），这种产融结合的模式是当时商业金融活跃的典型体现。

　　“陆陈行”作为与粮食贸易共生最紧密的行业，在民国时期发展到了新高度，全县店铺200余家，仅城内较大规模的面铺与油坊就有53家。行业内部根据主营业务细分为五类：一是以烧酒为主兼营综合业务的缸房，占行业半数以上，产品大量外运蒙古；二是专营榨油兼营碾磨的油房；三是专营精细磨面的磨坊，产品分等级销售；四是专营制糖磨粉并利用副产品大规模养猪的糖粉房，养猪成为重要利润来源；五是专业碾米外销的碾坊，产品专供平津客商。产品销售渠道灵活，包括门店零售、派“跑街”上门、批发给车行、供应车站客商及接受预定等，销路北至外蒙，东达京津，南及太原大同。

　　民国二三十年代的稳定期，丰镇城内呈现出百业繁荣的景象。钱庄业在银行币值不稳时重新兴盛，实行“以行定息”，聚集于顺城街“元宝巷”。布庄业分为零售兼批发和现金交易大布店、赊现各半且受农业收成影响大的小布店和专营批发的货店。饮食业分化明显，全顺居、六合居等东路风味饭馆仿照京津，服务外来商贾和本地富户，菜品精致；四义园、福盛源等西路传统饭馆物美价廉，服务本地市民和农民，各有特色。糕点业中的丰镇月饼以其独特的配方（分满油糖、四油糖、二油糖）和熟油糖和面、把握火候等工艺脱颖而出，成为耐储存、便于携带的商旅干粮和节庆礼品，甚至用白酒潮储以增风味，销量巨大。此外，杂货、土产、鲜菜和旅店、理发、澡堂、照相等服务业也相当繁荣。在建筑风貌上，出现了仿古木结构的“第一楼”饭馆，以及因靠近火车站、汇聚各地商人而形成的建筑风格混杂的“盛记巷”，反映了商业活动对城镇景观的塑造特征。

　　1924年外蒙古宣布独立，这对丰镇商业而言是一次根本性的地缘政治打击。延续了百余年、以库伦、恰克图为终点的“走草地”贸易主干道被迫中断。天合成、义和美等专营此项贸易的商号遭受灭顶之灾，倒闭率超过七成，从业人员大量转行。隆盛庄作为牲畜皮毛集散中心的功能急剧萎缩，曾经年交易五十万只羊的马桥街，交易量降至鼎盛时期的两成左右。

　　1937年日寇侵占丰镇后，实行了严密而残酷的经济统制政策，旨在掠夺资源、服务战争。首先，将皮毛、粮食、牲畜、钢铁、煤炭等列为军需物资，实行“组合”制（如“皮毛组合”），严禁民间自由交易，强迫生产者以极低价格卖给日资控制的组合。其次，对棉布、煤炭、食盐、火柴、煤油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由日伪控制的“公社”或“组合”统一分配，普通商户根本无法获得货源，导致市场有市无货，种类锐减。第三，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除正税外，还有各种“慰劳金”“国防献金”等临时摊派，商号不堪重负。第四，对农产品实行强制性低价征购的“出荷”制度，导致农民破产，农业凋敝，从根本上摧毁了商业的货源基础。据《丰镇县志》记载，1943年全县商户总数较战前减少了62%，市面极度萧条，许多老字号名存实亡或彻底倒闭。

　　抗战胜利后，丰镇商业尚未得到喘息，旋即又陷入了国内战争的动荡中。国民政府为应付巨额军费，滥发法币、金圆券，导致货币信用崩塌，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商家早晨卖货所得，到晚上可能已无法购回等值原料，“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成为真实写照。正常的商业利润在货币贬值面前毫无意义，商业资本纷纷转向囤积居奇和金融投机，市场秩序大乱。货币失信导致交易方式退回原始的以物易物，布匹、粮食、银圆成为计价单位，交易成本激增，规模受限。更雪上加霜的是，战乱频仍，兵匪横行，商铺被焚、货物被抢、车马运输工具被军队征用的事件屡见不鲜。在一连串的打击下，丰镇，尤其是隆盛庄，彻底丧失了作为晋蒙交界地区商业中心的地位，商业基础近乎崩溃，居民逃散，商号关门，一片凋零。直到1948年解放，商业才在新的政权下开始艰难重建。

　　新中国成立后，丰镇商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制度重构，彻底告别了民国末期的混乱与私营经济，建立起一套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为绝对主体、完全服从于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计划经济商业体系。这一时期，商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追求利润的私人经济活动，转变为保障供给、稳定物价、服务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公共分配部门。通过“统购统销”和票证制度，国家实现了对主要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全程控制。这一体制在物资普遍短缺的条件下，保证了城乡居民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供应，维持了社会稳定，并通过“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供销合作社在农村的商品流通、生产资料供应和组织副业生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计划经济的固有弊端也日益显现。渠道单一、僵化，商品匮乏，品种单调，服务质量低下，严重压抑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商业设施陈旧，市场机制完全失效。其间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挫折和“文革”期间对集市贸易与个体经济的进一步排斥，但供销系统支持农业和社队企业发展的实践，也为之后农村发展乡镇企业留下了很多组织遗产。

　　1948年丰镇解放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保障供给。人民政府积极动员原有私营商户恢复营业，并新设了一些商号，至1949年商户总数有所回升。1953年，国家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丰镇国营商业通过缩小批发差价、帮助解决资金困难等方式，逐步扩大对市场的领导力。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全县私营商业户纷纷申请公私合营。改造根据行业和规模，采取了三种形式：一是直接过渡为国营商业，如部分国药业、粮油代销店等；二是实行公私合营，将同行业商户合并改组为总店，如棉布总店、百货总店、食杂总店等；三是将大量小商贩组织成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对原私营企业主和职员，实行“量才使用，适当安排”的政策，并对其资本实行“定股定息”（年息五厘），付息至1966年。至此，丰镇以私营、个体为主的自由市场商业体系彻底改造完成。

　　改革开放前，丰镇商业基本形成了稳定而单一的结构。国营商业系统由县商业局领导，下属百货公司（站）、糖业烟酒公司、五金交电公司、食品公司、饮食服务公司等专业公司，负责全县（主要是城镇）的商品批发、零售和主要副食品的购销，是计划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供销合作社系统由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领导，下设各乡（公社）基层供销社和村级分销店，构成覆盖全县农村的商业网络，负责化肥、农药、农具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粮食、皮毛、药材等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以及农村日用工业品的销售。合作商店（组）由原小商贩组成，在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领导下，经营一些国营不便于经营的小商品或提供修补等服务，作为补充。

　　粮油购销方面实行严格的计划控制与定量供应。1953年底，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县政府对农村粮食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根据评定的产量，扣除口粮、种子、饲料后，对余粮按比例征购，对缺粮户核定返销粮。对城镇居民，则实行按人分等定量（按劳动强度、年龄划分）、凭粮本和粮票购买的制度。食用油、棉布、棉花等也实行类似政策。粮食的调运、储存、加工完全由国营粮食部门按国家计划执行，严禁自由交易。日用工业品供应由百货公司主导并实行票证供应。棉布、百货、五金、交电、化工等商品，由百货公司（站）和后来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商品货源按计划从上级站调拨，品种和数量有限，布票、棉花长期凭票证供应，后来在短缺时期，肥皂票、火柴票、肉票、糖票等多达数十种。商品价格全国统一，长期不变。直到1979年后，才逐步取消除棉布、棉花外的其他商品票证。物资、外贸与专营类商品这一时期完全是依据计划调拨。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设备、化工产品等生产资料，由县物资局按计划指标统一分配和供应，不进入市场流通。对外贸易由县外贸公司专营，根据国家出口计划，收购本地皮张、肠衣等畜产品和土豆、荞麦等土特产以及地毯、冻兔肉等简单加工品，调拨给口岸公司出口换汇。

　　这一时期供销社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农村，它不仅是商品的买卖者，更承担着多重政策性职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组织农副产品收购，代表国家完成对粮食、油料、皮毛、药材等的统购、派购任务；二是供应农业生产资料，负责化肥、农药、中小农具的计划分配与销售，并一度设立“科技服务专柜”进行农技推广；三是组织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在50年代曾组织铁业、木业、缝纫等生产合作小组（社），后虽多数划归手工业系统，但仍体现了其组织生产的功能；四是管理农村集市贸易，在政策宽松期（如60年代初期调整时期），负责恢复和管理农村集市。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更多是一种“统”与“被统”的计划关系，而非市场交换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丰镇商业开启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波澜壮阔历程。这一过程以个体私营经济的恢复和迅猛发展为先导和主要动力，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艰难而深刻的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改革沿着“放权让利—承包经营—‘四放开’（经营、价格、分配、用工）—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逐步深化。通过放开价格、取消票证、推行承包租赁，最终通过触及产权的“解体买断”、股份制改造、拍卖出售等方式，原有的公有制商业主体基本完成了民营化转制或退出市场。与此同时，供销系统在多次尝试服务创新未果后，也陷入了严重亏损并最终进行了类似的产权改革。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一个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竞争充分的多元化市场格局在丰镇已基本确立。商业活力得到空前释放，商品极大丰富，服务明显改善，新的商业业态和经营方式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的转型虽然伴随着改革下岗分流等阵痛，但也为丰镇商业在新世纪的全面升级和融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丰镇县政府开始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发展以解决就业和活跃市场，同时统筹各部门，为个体户提供贷款、场地等支持。开放初期，个体经济从最边缘的领域起步，主要是街头巷尾的成衣摊、小吃摊、修理摊，以及利用临街住房开设的一些小卖部。1982年，县政府颁布管理办法，成立个体劳动者协会，并将鸿丰旅社改建为集贸市场，为个体经营者提供固定经营场所。到1984年，全县个体商业户激增至1237户，经营范围扩展到日用百货、饮食、服务、修理等多个行业。

　　随着政策进一步放宽，个体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1985年，个体户达1734户。成衣布匹业从摆地摊、手推车流动销售，发展到租赁国营门店柜台，乃至进入新建的专业市场（如1990年开业的马桥街人民商场，聚集120余家个体户）。日用百货业从烟酒糖茶小卖部，发展到有一定规模的私营百货商店。五金土产业服务于城乡建设和农业需求，出现专业门店。肉食果蔬业形成固定摊点和批发市场。饮食服务业空前繁荣，饭馆、旅店、理发、照相、修理铺遍布全城，满足了社会多样化需求。到1991年底，全市个体商户达1673户，从业人员3295人，覆盖居民生活各领域，已成为市场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

　　1992年南方谈话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环境更加宽松。丰镇市（1990年撤县设市）确立了“不限速度、不限规模、不限项目”的原则，推行“先放开后引导，先发展后规范，先繁荣后管理”的措施。1996年制定《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九五规划》，个体私营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到2002年，全市个体商业与餐饮业达12898户，从业人员27308人，注册资金8222万元；私营商业与餐饮业76户。个体私营经济不仅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其经营领域、规模和规范化程度也显著提升，完全成为丰镇商业市场的主体和经济增长、就业吸纳的主要力量。

　　国营商业体改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放权让利与承包经营（1980年代）。改革初期，国营商业系统开始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利改税”，将企业上交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各专业公司内部推行经营责任制，将批发与零售业务分开，门市部尝试独立核算。1987年至1988年，普遍推行第一轮经理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时期，国营商业仍占主导，但在1988年的抢购风和随后的市场疲软中，体制僵化、反应迟钝等弊端明显。第二阶段主要是机制转换与“四放开”（1990年代初期）。1992年，商业局整体转制为国营商业总公司，与财政脱钩，迈出政企分开的关键一步。1993年起，按照“改、转、租、股、包、小、卖、破”八种方式，对下属企业和网点进行“四放开”（经营、价格、分配、用工）改革。对中小零售网点普遍实行“国有民营”（职工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向企业上交租赁费或管理费）；对批发企业如百货站则采取“母体裂变、分而活之”的方式，让其下属单位成为独立法人，这一阶段的改革虽然激发了商业网点活力，但并未解决国营企业的产权核心问题。第三阶段主要是产权制度改革与“解体买断”（1990年代中后期），这是国营商业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决定性战役。主要是针对不同企业的状况，采取“资产一次性转移、工龄一次性买断、企业一次性解体”的模式，实现国有资本退出和职工身份转换。百货批发站、百货公司、东风商场等利用旧城改造的拆迁补偿资金或资产拍卖收入，安置职工后企业解散。五金公司、糖业烟酒公司也以类似方式完成转制。酿造厂、糕点厂等资不抵债企业，则通过资产量化折抵职工安置费的方式解体重组。饮食服务公司下属的照相馆、理发馆、食堂等，分别采取资产转让、拍卖、租赁等方式进行了处理。到1999年，国营商业系统基本完成民营化改制，原商业局撤销，其行政管理职能并入新组建的流通产业局。至此，国营商业作为计划经济标志的历史角色，在丰镇正式落幕。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面对个体经济的竞争，供销社通过强化为农服务来寻求出路。推行“城乡供销联系户”制度，采取设立“科技服务专柜”、开办“庄稼医院”（如黑圪塔洼基层社的经验在乌盟推广）等形式，为农民提供测土施肥等技术服务。同时还参与建设烤烟、葵花、荞麦等商品生产基地，兴办精淀粉厂等社办工业，尝试探索产业化经营。1992年还成立了外贸集团公司，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系统颓势。由于历史包袱沉重、机构臃肿、机制僵化、管理不善，以及个体经济灵活高效的强烈竞争，供销系统陷入严重经营困境。到1994年，全系统累计亏损高达1400万元，银行贷款1706万元，资产负债率畸高，大量网点经营困难。1997年，供销系统也踏上了与国营商业相似的产权改革之路，对城内6个专业公司（生产资料、土产日杂、副食品等）和20个农村基层供销社，普遍进行资产评估、公开竞价出售，用变现资金安置职工、清偿债务。改革完成后，保留了市联社机关，原有体系基本解体。随后，供销系统又尝试以新的形式重构为农服务体系，比如组建新的农资公司、杂粮购销公司、马铃薯购销公司，发展专业合作社、村级综合服务站等，然而其市场地位和影响力已远非计划经济时代可比。

　　进入21世纪，丰镇商业在基本完成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步入了以提质升级、融合创新和深度融入区域经济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撤县设市”效应的释放和区域交通条件的持续改善（如集大原高铁规划建设），商业设施实现了从传统街店向现代化大型商业综合体和专业化、规模化市场的跨越式升级。现代物流体系从无到有，初步构建起支撑产业发展的“骨架”。以“丰镇月饼”为代表的特色品牌经济异军突起，通过地理标志保护、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和文化旅游融合，成功实现了从地方特产到支柱产业的华丽转身，成为产业融合发展的典范。电子商务的快速渗透，深刻改变了城乡商业生态，打通了“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数字通道。商业与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红色教育等领域深度融合，创造出丰富的消费新场景与价值增长点。丰镇正从一个传统的商品集散地，积极向区域性特色商贸中心、电子商务重要节点和文旅休闲消费地区转型，在“晋冀蒙”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努力重塑其新时代的“商埠”角色。

　　大型现代化商业综合体成为进入新时代城市的新地标和消费中心。2013年启动、投资4.8亿元的久福中央广场，集服装零售、精品超市、餐饮美食、影院娱乐于一体。凯帝斯商业广场、汇金广场、峰宇国际广场等相继建成，形成了多中心、差异化的现代商业格局。王府、浩翔、恒瑞、峰宇盛宴、满都拉不夜城、顺源、嘉悦年华、浙江商务等一批中高端住宿餐饮设施建成运营，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商务和旅游接待能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深入实施，农家店覆盖全市95%以上乡村，城乡商业网络更加均衡完善。

　　功能互补、辐射力强的专业市场集群体系成为商贸流通业升级的重要标志。2018年市委、市政府在新区投资2.88亿元规划建设了占地120亩的现代化的食品产业园，园区集丰镇月饼规模生产、展示销售、农贸交易、文化博物馆于一体，成为产业集聚平台。投资5亿元、占地380亩建成的金牛建材城是目前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建材专业市场之一，采用“展销+仓储+物流”一体化模式。主营农产品与蔬菜批发的恒达物流农贸市场兼具物流信息功能，辐射晋冀蒙周边地区。红砂坝煤炭物流园区成为乌兰察布重要的煤炭加工交易中心。这些市场不仅服务于本地，同时也强化了丰镇在区域内的商贸集散功能。

　　“天津新港北至内蒙古丰镇”双向图定班列的开通，将出海口与内陆枢纽紧密连接，大幅提升了跨境运输效率。顺丰、“三通一达”等全国主要快递企业完善了城乡末端网络。2023年正式运营的数字电商产业园，是集供应链孵化、快递分拣、智慧云仓、人才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其构建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快递到村实现日常化。数字模式下的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各种途径，使本土农特产品线上销售大幅增长。“丰川乡村通”信息平台实现了乡村物流的信息化管理，有效激活了农村消费市场，促进了农产品上行。

　　“丰镇月饼”是丰镇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产业成功案例。2009年制作技艺入选自治区非遗，连续举办八届“月饼文化节”，央视《舌尖上的丰镇月饼》专题报道，极大提升了文化知名度。2015年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制定团体标准，龙头企业（如海鹏、康美）引入ISO管理体系，实现标准化、无菌化生产。此后逐步拓展市场、走向品牌化，“海鹏”“康美”等被认定为“内蒙古老字号”，通过“互联网+会员制”营销，产品远销全国。食品产业园区引进了冷链物流，产业集聚与融合，食品产业园提供集聚平台，带动了胡麻油、面粉等相关产业发展。2023年丰镇入选“月饼美食地标城市名录”，全市月饼年销售额突破6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和城市名片。“丰镇白酒”系列品牌持续发展；“戎立特”羊绒衫获中国驰名商标并注册国际商标；绿色玉米、黄小米、亚麻籽油、苦荞茶等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区域公用品牌“塞外丰川”通过展会推介，积极开拓外部市场，为丰镇农特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开辟出一条“绿品出区”的通道。

　　隆盛庄古镇完成保护性开发，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四角龙舞”、隆盛庄庙会、隆盛庄月饼与系列干货制作工艺均被列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绿康源生态园区发展“农业+旅游+康养”会员制模式，建设乡村乐园。元山子红色教育基地打造“红色+旅游”路线。这些项目将消费从购物延伸到体验、研学、休闲、住宿，拉动了综合消费。农业与商业实现了深度融合，巨宝庄镇“番茄小镇”应用科技农业，发展观光采摘和高端直供；杂粮、胡麻油等农产品通过电商和品牌化，实现价值提升。商业成为连接一产与三产、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关键环节。

　　新时代以来，丰镇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推动丰镇月饼、亚麻籽油、杂粮等特色产品出口蒙古、俄罗斯市场，2023年对蒙俄出口额实现显著增长，其中特色农副产品出口率达68%，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支撑。参与京蒙协作“绿品出区”等产销对接活动，拓宽了特色农产品在北京等大城市的销售渠道。“天津新港北至内蒙古丰镇”双向图定班列的开通，将跨境运输时间压缩至16小时以内，运输效率提升40%以上，物流成本降低约25%。丰镇北站的建成，极大地缩短与呼和浩特、太原等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为丰镇融入呼包鄂榆城市群和中原经济区，承接产业转移、吸引消费客流、重塑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丰镇的百年商业发展史，是一部在地理、政治、技术、制度等多重变量交织作用下，不断适应、转型、求存与创新的宏大叙事。其发展历程揭示了若干深刻的历史逻辑与启示：

　　第一，开放与流通是商业活力的根本源泉。无论是清代的“走西口”移民潮、晋商跨越长城与草原的贸易网络，还是民国时期铁路带来的近代化冲击，抑或是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开放、新世纪以来的交通升级与区域协同，每一次商业的繁荣都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交换密切相关。

　　第二，商业信用、专业精神与制度创新是商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从晋商时代的“相与”关系、“谱拨”信用、“牙纪”的专业估判、严谨的“号规”与学徒制，到当今对“地理标志”“老字号”的品牌维护、对产品质量标准的严格执行、对电商诚信体系的构建，一脉相承的是对“诚信”与“专业”价值的坚守。同时，成功的商业群体总是善于进行制度创新，如晋商的“顶身股”、行业自治，现代的股份合作、电商平台模式等，这些创新是应对挑战、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第三，制度环境与宏观政策对商业形态具有决定性塑造力。行政建制的设立、战争与动荡的破坏、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管控、改革开放的市场化转型、产业扶持政策的引导，每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都深刻而彻底地重塑了丰镇商业的所有制结构、经营模式、空间格局乃至从业者的命运。因此，商业的发展必须放在国家与区域发展的大战略、大政策背景下来理解。

　　第四，适应技术变革与消费升级是商业永恒的主题。从驼马运输到铁路公路，从票证经济到超市购物，从坐商等客到直播电商，从满足基本生存到追求品质体验，技术的进步和消费需求的演变不断推动商业形态迭代。丰镇月饼产业的现代化转型，正是传统技艺主动拥抱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和文旅融合的结果。未来，能否持续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敏锐捕捉消费新趋势，将是丰镇商业能否持续繁荣的关键。

　　展望未来，丰镇商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机遇与挑战并存。丰厚的商贸历史文化遗产是独特的软实力和认同感来源。集大原高铁的开通将带来显著的“同城化”效应，是重大的发展机遇。然而，要在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仍需从持续强化特色产业集群优势、拥抱数字经济、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等方面努力，同时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竞相迸发活力。唯有在传承“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兼容并蓄”传统商业精神的基础上，以更大的格局融入新发展格局，丰镇这座曾经的“塞外商埠”，才能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不仅留住历史的回响，更能奏响高质量发展的崭新乐章，续写更加辉煌的商业未来。